新文本工作室2.0創作沙龍——VISION

主講︰甄拔濤

撰文：毛曄穎

第二次創作沙龍，已於二月十八日完滿結束。是次沙龍的嘉賓講者為劇場編劇兼導演甄拔濤。甄拔濤曾於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Royal Holloway)修讀編劇碩士，並憑《未來簡史》於2016年在德國榮獲柏林戲劇節劇本市集獎項。甄拔濤認為，編劇應該努力的方向可以分為三點，分別為視野、形式以及技藝。是次沙龍便集中討論「視野」（vision）。

「vision」︰足夠的「capacity」

甄拔濤先以「魚缸」比喻我們每個人的「capacity」，當我們逐漸長大，更多的東西要加進去時，我們就需要一個更大的「魚缸」去盛載。甄拔濤以英國編劇James Graham於2015年的作品《The Angry Brigade》作為例子。故事是根據70年代英國倫敦一連串的放置炸彈案件改編，共分為兩幕。第一幕講述4名警察調查這宗炸彈案的過程。另一幕則講述4名社運份子，從放置炸彈到最後被捕的故事。James Graham透露，真實事件中的4名社運份子是因為身無分文，到櫃員機提款而暴露行踪被捕。然而他卻認為社運份子的真實故事不夠浪漫，所以就把愛情元素加入故事，更將結局改為社運份子因為發生感情糾紛，其中一名女社運份子告密而令４人被捕。甄拔濤認為，編劇為了令故事更有戲劇性，將社運份子的故事變成愛情悲劇，令原本有更重要議題的故事主題變得狹隘和單一。James Graham即使有豐富的故事原材料，卻為了戲劇性而犧牲了「視野」，可見他並沒有足夠的「capacity」去盛載這個故事。

從個人看到社會，從社會看到個人

除了要有一個大的「魚缸」外，甄拔濤認為好的作品能夠「從個人看到社會，從社會看到個人」。即使是商業電影或荷里活電影，創作空間有限，只要編劇能夠把故事「挖深、挖闊」，亦能從電影中帶出有意義的社會議題。

甄拔濤以荷里活電影《見習無限耆》（The Intern）為例。故事講述羅拔迪尼路飾演的長者，喪妻加上退休後生活失去意義，為了繼續活出豐盛人生，參與了「長者實習計劃」，加入了潮流網站公司「實習」，協助由安夏菲慧所飾演的年輕女上司，解決工作、甚至是人生道路上的困難，並建立了一段忘年的友誼。甄拔濤認為，這齣電影不單沒有為了增加戲劇性，而放大荷里活電影中公式化的愛情元素，反而借故事道出女性創業的辛酸──女主角婚姻生活上面對的困難（丈夫出軌），以及工作上的壓力（自己所創立的公司成為市場大鱷的目標）。可見編劇能夠從小人物的故事出發，去帶出不少人有所共鳴的社會議題。

另一個例子是英國劇作家Duncan Macmillan的劇作《People, Places and Things》。故事圍繞一個經常進出戒毒中心的女生Emma，講述她對世界失去希望，無法找到生存意義，所以嘗試以吸毒抵抗現代社會的壓制，然而吸毒卻令她犧牲了與家人的關係。甄拔濤認為，作者沒有單純批判吸毒對個人的禍害，而是探索她吸毒的原因，進而探討她與毒品、家庭及社會的關係。觀眾透過故事看到外在世界對Emma的影響，而作品同時亦從Emma的歷程，批判現代社會的混沌。

新文本工作室2.0其中一位編劇方褀端亦認同，一個好的編劇能讓觀眾從個人有血有肉的故事，看到他背後有一個更大的社會縮影。他心目中最有「vision」的作品，便是俄國大師契可夫的《櫻桃園》。他認為《櫻桃園》具有一種很強的穿透力。這個故事透過一個莊園、一個女人的故事，從人物的個人故事及情感，透視和折射出整個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及時代轉變。 藝術工作者黃宇軒同樣認為，「vision」的意義在於創作者能否嚴肅地思考，然後透過創作好好地去處理有關時代的議題。他以中國電影導演賈章柯以及香港電影導演陳果為例子。前者的作品能夠嚴肅地刻劃出1978年後中國所面對的巨變，而後者則把香港「九七」前後的議題，以寬闊視野、以及嚴肅的態度去處理。所以他認為這兩位的作品，同樣能夠做到「從社會看到個人，從個人看到社會」。

從廣泛的媒體及界別吸取養份

要讓自己的「視野」更寬闊，有更充足的「capacity」去創作，作為編劇應該從廣泛的媒介吸取養份。甄拔濤認為香港的劇場工作者較少涉獵其他類型的藝術，他建議大家可以多看不同種類的作品：散文、小說、電影、劇場、漫畫、哲學、視覺藝術等，去擴闊自己的視野。他以歐洲的一些大學作為例子，戲劇學系除了訓練學生的技藝外，思考能力亦是學習的重點。學生須要學習的科目相當廣泛，除了訓練思考的哲學科外，學校亦經常邀請不同的面向、來自不同範疇的講師講課，可見大學是以開闊學生的「視野」作為背後的理念。

除了多看經典作品外，當代的作品亦不容忽視。甄拔濤指出，當代藝術對歐洲劇場有很多不同的衝擊。以兩位著名的英國劇場工作者Tim Crouch 以及Philip Ridley 為例，前者的作品形式較接近「conceptual arts」，後者亦有不少作品受當代藝術所影響。他倆均認為，英國當代藝術的發展備受肯定，而且當代藝術經常可以挑戰傳統藝術的概念。然而英國的劇場的創作模式則始終以寫實主義主導，因此他們兩位選擇做一些有別於主流劇場的作品。可見他們這種對當代藝術的「視野」，亦為英國劇場打開了更多的可能性。

帶領觀眾走進別人的處境

以創作新形式的引錄劇場（Verbatim Theatre）著稱的德國劇團Rimini Protokoll，作品《Situation Rooms》就令甄拔濤印象深刻。這個作品以戰爭以及軍火貿易作為主題，廣泛訪問了世界各地不同的人，例如敍利亞等地的社運份子、平民、警察、跨國公司高層等等。《Situation Rooms》顧名思義是要讓觀眾走進別人的「situation」（處境），所以演出形式是以引錄劇場加上Immersive Theatre（意譯為體驗劇場），每位進場觀眾都會戴上耳機，以及手持平板電腦。觀眾會從耳機聽到被訪者的訪問、亦會從手持的平板電腦中知道所需執行的指令。例如觀眾收到指示走進醫療房做病人，另一位觀眾會接到指示去幫他處理傷口。甄拔濤指Rimini Protokoll希望能夠透過這個作品讓參與的觀眾，短時間內體驗受軍火貿易影響的人所面對的情景。從議題以至表演形式，都足見Rimini Protokoll廣而深的世界視野。

新文本工作室2.0的另一位編劇羅妙妍亦分享了一個德國真人紀錄劇場──《Escape》。有別於傳統紀錄劇場的模式，這個演出由被訪問的當時人親身上台表演。創作人先與不同身份的人做訪問，然後選出其中5位上台演出。被選出的分別為3位獲批准留在德國的難民、1位在邊境捉拿非法難民的警察、以及1位負責審批難民的官員。演出者在演出前需要各自想出自己對3至4個關鍵詞的定義，如愛、家庭、理想生活環境等，然後在正式演出時，與另一個人「交換」，說出對方對某個指定關鍵詞的定義──例如由警察去講出難民心中對「愛」的定義，由難民去講出警察心中對「理想生活環境」的定義。羅妙妍認為這個叫做「Escape」的作品，這種「交換」的形式，是要讓他們從自己固有的思想中「escape」（逃離），並進入他人的想法。以這種模式去探討難民的議題，對羅妙妍來說甚具啟發性。甄拔濤認為，透過這樣的作品帶領觀眾走進別人的處境能夠觸發觀眾的想像力，讓他們理解世界另一國度的人所面對的處境，從而產生同理心，消除彼此的仇恨，擁有這種「視野」正正是編劇的責任之一。

用「vision」深入關懷世界

出席了是次沙龍的年青編劇王昊然認為「vision」的意義在於自己有沒有意識去關心外在的、不屬於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世界。他提到自己最近的創作，亦有觸及敍利亞、中東戰爭等問題。可是卻有讀過這作品的人認為香港人很少探討相關議題，所以評論他的作品不夠「本土」、不夠生活化，因此令他思考如何可以把自己的「vision」放到劇本，同時又保留與本土的關係。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的藝術總監陳炳釗回應，指的確不同的創作人會秉持不同的「vision」，有人認為「vision」是放眼世界，亦有人認為「vision」應該關注本土的議題、認為劇場對社會應該發揮「immediate effect」（即時影響）。出席了是次沙龍的「流白空間」創辦人黃家駒表達了他的看法：創作人關心的不單單是一個議題，他們更應該用「vision」深層關懷當時的世界。即使本土或政治議題，創作人只要關懷得夠透徹、深入，這樣的作品自然就會變得更「universal」（宇宙性），即使非本土的觀眾亦會有共鳴感。甄拔濤同樣認為即使論述的是本土議題，編劇亦要有足夠的「vision」、對生活有寬闊的想像力以及願意更深入去探索，才可以創作出如《櫻桃園》這種能夠穿透時代及地域的作品。

作者眼中獨有形狀的世界

我們通常把「vision」與創作的議題拉上關係，然而陳炳釗卻認為「vision」對於某些大師級的作家而言，是把自己眼中所看到的那一個獨有的世界的「形狀」，透過作品展示出來。土耳其小說家帕慕克（Orhan Pamuk）分析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認為托爾斯泰除了想透過作品表達對戰爭的反思之外，他似乎更享受把當時的世界和小人物鉅細無遺地描寫出來。這種「vision」，作家或許要透過調動內容和形式，並貫徹地持續創作，以一個接一個與主題相近的作品去找尋這種獨有的連繫。讀者則需要透過閱讀同一個作者一系列的作品，才能夠清晰地看到這種「vision」。

「vision」的時間性︰梳理歷史脈絡，為當下尋找答案

不少人都認為「vision」帶有「前瞻」、「願景」以及「先見之明」等意義，陳炳釗拋出一個問題，「vision」是否必然與將來有關呢？甄拔濤引述日本小說家村上春樹的說話，指他不會寫科幻作品，因為對他來說想像未來是沉悶的，相反發掘以前的事物總有讓他驚喜的地方。就好像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他以自己對歷史的研究以及想像力，用故事探索歷史中二戰時期士兵所經歷的虛無狀態，這種狀態與生活在這一刻的我們依然有共通性。另一個例子是陳炳釗的作品《午睡》，作品描述的雖然是香港火紅的七、八十年代，但劇中年青人的迷茫，卻與現今年青人不懂如何面對未來的處境卻十分相似。甄拔濤認為不論是村上春樹的《發條鳥年代記》，抑或陳炳釗的《午睡》，能夠透過作品去梳理歷史脈絡，為當下尋找的答案探索方向，便屬於體現「vision」的作品。

本周日舉行的第三次創作沙龍的嘉賓講者是黃飛鵬，題目為ABS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