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說起文本,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三之三)

文:鄧正健/

Roland Barthes

受著一種巨大的滯悶感所感染,最近我跟幾個朋友搞了一個讀書組。嚴格來說應該說是「讀劇組」,我們找來了一些大概可以被歸類為「新文本」的歐洲新銳劇本來讀。除了為劇本內容談得不亦樂乎之外,我們也為著兩個問題爭論不休。第一個問題是:何謂「新文本」?我們的討論重點並非在學術上或藝術上的嚴格定義,而是為了一個更實際的理由:如何為這個讀書組選擇閱讀材料。最終,我們都沒有為「新文本」下過任何定義,而只是順著個人喜好而去找劇本。至於第二個問題是:讀這些劇本,究竟是為了什麼呢?我的理由十分單純:我希望先了解多一點,才走進劇場。
可是,問題似乎並不如想像般那麼單純。我曾經說過,先讀劇本再去劇場,是為了不當被動的觀眾,好讓我能更有效地介入戲劇藝術。其實,不預先讀劇本也有其好處的,就是可以保持一種作為觀眾的新鮮感。能否主動地介入戲劇,有時可能並非在於觀眾事前認識多少,而是在於在觀劇當下,他們有多願意開放心靈勇於思考。這時候,事先讀過的劇本反而會窒礙觀劇的當下經驗,而無法以一種最清鮮的角度作出評價。
像我這樣的劇評人,跟一般觀眾的最大分別,就是劇評人對這種「直觀vs. 思考」的評論張力特別敏感。在兩個多月前的那個「新文本」講座裡,有一位香港劇評人問講者鴻鴻,對於一個從西方譯介過來的「新文本」演出,劇評人應當以怎樣的態度去評論它?鴻鴻的答案是這樣的:評論方式可以有兩種,一是評價演出者如何演釋這個文本,二是把演出視為一個「整體」來作出評價。鴻鴻這種雙向思維,正好說明那種評論張力:如果我們拒絕先讀劇本,那麼我們就可以用最清新的感覺來對演出作「整體」評價。可惜的是,對於這種評論方式,我一向嗤之以鼻,或者說,這種評論方式只能是一種權宜之計,好讓我們在有限資料之下,也能對一個全新演出作出即時評價。

Harold Pinter

我一向覺得,所謂「作者已死」只是一個要把「評論」寫成「創作」的藉口而已。巴特(Roland Barthes)本人就曾經這樣說過:「評論家乃是行將去寫的人,且如普魯斯特式的敘事者那般,用外加的作品來填滿這段等待,這作品在自我追尋中形成,其功能乃是在規避寫作計劃的同時將之付諸實現。評論家乃是作家, 但是個處於暫緩狀態的作家;一如作家,他由衷希望眾人相信的不是他所寫的東西,而是他那份要寫的決心;然而與作家相反的是,他並無法為這份願望署名:他註定要深陷於錯誤——及真相——之中。」把一切評論的活動都說成是一種未完成的創作,未必過份少看評論的力量了。在評論過程中讓作者復活,並不是要重建作者的權威,而是要把作者重新置於素未謀面的讀者/觀眾面前,好讓讀者/觀眾能對作者進行審判。
以第一種方式來評論「新文本」,正是這樣一種重新審判作者的過程,雖然那未必是必須的,但肯定更有啟發性。正如我們經常會問:為什麼非要演經典不可?原因並不在於經典是經典,而是在於經典仍然蘊含著極為豐富的未知成份,有待我們發掘。我們非要演「新文本」不可,原因也跟演經典差不多,唯一分別是「新文本」中有待發掘的成份,往住不是在經典中的宇宙性,反而是作者如何透過「新文本」呈現切合於當世的「新」事物。
最近聽一位前輩說,過去人們演翻譯劇是為了被啟蒙,現在人們演翻譯劇卻是為了填滿檔期。我是這樣理解這個意見的:從前的人有一種急於要被啟蒙的渴望,因為他們自知比世界走慢三十年,知恥近乎勇,便瘋狂地吸取外來的東西,也更懂得珍惜每一次學習別人的機會。不論是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還是品特(Harold Pinter),這些現在已成經典的名字正正就是當年的「新文本」,而一次要求被啟蒙的翻譯劇演出,本身也是一次對「新文本」的評論。在每一次認真的演出中,人們都務必會追問:「為何要演?」、「如何演?」、「演出跟我們有什麼關係?」,而不是隨隨便便把劇演過,逗得觀眾盡興而歸便算。
現代人比前人幸福,因為外來的新事物也變得唾手可得了。可是,這也造成了現代人不求甚解的井底心態。現在要找一個得獎的外國劇本來演,未免是太容易了,即使在演出的宣傳文案中總會寫上一些諸如「外國得獎劇作破天荒演出」之類的說法,但我常常都弄不透,演出者除了想在這個檔期裡演一齣「好看」的戲之外,他們到底有沒有認真想過任何更深層次的譯介價值。從評論的角度看,這種演出是引導著評論者以「把演出視為一『整體』」的方式來評論,因為他們直接扼殺了劇作家,以及其背後的強勁西風,而僅僅劇作最表層翻出來給觀眾看。而觀眾和評論者跟躲在劇作背後的劇作家緣慳一面,自然沒有興趣審判他了。
作者不能死,因為作者一死,評論也行將就木。所以,「新文本」的價值,正在於它為評論者提供了大量有待回答的問題,好讓我們能夠繼續透過提問和回答來被醒驚、被啟蒙。這也是排除滯悶感的良方。

(三之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