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場是怎樣令人自閉的?(二之二)

文:鄧正健/

一個很不理想的情況出現了:廿一世紀的香港似乎正重蹈著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筆下的十九世紀巴黎的覆徹,不論是在劇場內還是劇場外。我在前文中曾經指出:桑內特認為,在十九世紀的巴黎,觀眾靜坐在觀眾席,直到演出最後一刻的社會習慣開始形成,那時表演者與觀眾的世界開始分裂,表演者作為公共生活中少數的焦點人物,以表演個性(personality)為吸引目光的主要技倆,而大部份觀眾則只有在把目光集中在少數表演者身上時,才以沉默的方式,有限度地參與公共事務。這個意象不只存在於當時的劇場生活中,更是體現於當時巴黎的公共生活裡。少數作為流行指標的布爾喬亞階級以衣著和行為展現其「個性」,少數經常在群眾面前曝光的政治人物則以演說和文章表現其個人魅力(charisma)。而其他廣大市民則擔當了這個社會劇場的觀眾,他們無法在公共領域中展示其「個性」,只透過觀看表演者的演出來窺視「個性」之為何物。


多年以來,香港一直不乏具政治性的劇場作品,不斷入侵香港社會和觀眾的神經,像早期的進念、非常林奕華、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各種實驗劇場、民眾劇場,乃至千禧年後的playback theatre,當然還有這幾年前進進積極策劃的演出等等,可謂不勝枚舉。儘管藝術形式和政治取態不盡相同,也都曾引發過一番相當的討論和爭議。但演出過後,爭議結束,這些作品甚至整個劇場生態似乎並沒有為香港的公共社會留下了什麼,起碼是沒有顯著地留下任何東西。香港近三十年的歷史好仍是依著本來預定的軌跡前進,劇場並沒有絆倒香港。社會議題的討論瞬間即逝,早已不是新鮮事,但對於劇場工作者來說,當他們要求劇場作品必須具有政治性或公共性時,他們到底是要求劇場能以革命的形式改變社會,還是透過引發討論,為既存在社會之內的求變聲音注入力量,抑或是如那些偉大戲劇革命家一般,要藉著顛覆劇場規律來挑戰社會秩序?
當代戲劇史似乎證實了一個事實:劇場的政治性力量不如想象般利害,布萊希特的Verfremdungseffekt通常只是戲劇課裡的概念,或是臨摹者向大師致敬的材料;而那些以批判作為主題的教育劇場,則一直在訓練出一批又一批完成啟蒙過程的孩子們,好讓他們發覺,自己只可以在鐵屋中繼續痛苦地生活下去。於是,一個又一個曾經敢於直面社會僵化的劇場創作者,終於在激情過後,發現劇場無法改變世界的本質,於是紛紛求去,要不是回歸「為藝術而藝術」的美學追尋,就是乾脆誠心地進入社會的大染缸,熱烈擁抱庸俗和犬儒。留下來的,除了部份自命顛覆社會的代言者,龜縮在自己的作品中感覺良好之外,就只有極少數仍然深具犧牲精神的革命家,在鐵屋中繼續吶喊。
我已無法判斷這到底是一種不幸,還是香港的既有特色。最具影響力的劇場表演者的影響力遠遠不及娛樂圈中的二三流表演者,但他們影響觀眾的方式卻又極像娛樂圈中人。我說桑內特把劇場描述成一個消滅公共性的裝置,意思其實不是說「劇場是一個消滅公共性的裝置」,而是說「劇場可以被改裝成一個消滅公共性的裝置」,而這種非法改裝總是一直在發生。可是,關鍵通常不在於表演者身上,而是在於觀眾。
對於大多數劇場觀眾來說,劇場到底是什麼?他們把劇場視作為一個特殊的公共場域,還只是一種表現個人品味的場所?這是一個問題。可以肯定的是,當代劇場並未能有效地為我們提供一個公共空間,好讓表演者和觀眾發展其公共性。觀眾進入劇場,跟進入戲院的分別不大,他們不會談話,不會跟別人交流,而只會沉默地欣賞演出。劇場跟戲院有相似的規條,例如不准飲食,不准打電話等;同相也有相似的道德規範,例如不准亂拍掌,不准弄膠袋等,這些雖沒被明文寫出來,卻深深植入一般觀眾的意識中,認為這是沒有修養。
於是,一方面我們習慣被訓練成一個有修養的觀眾,另一方面這種對欣賞劇場的愛好卻又往往只是私人活動。沉默是有修養觀眾的表現,在近年開始盛行於劇場內的「演後藝人談」裡,香港觀眾之沉默更是在華文戲劇界「享負盛名」的。但這些所謂「演後藝人談」通常也不是什麼公共領域,頂多只是讓表演者延續表演的地方:演員往往被要求談談演出過程中有趣和困難的地方,而編導則被要求對作品進行解畫,這跟娛樂記者訪問明星的方式十分相似。於是透過公開演說,演員和編導的「個性」會以另一種方式再被表演出來。
到於觀眾,他們大多沒有意慾,也沒有能力,在劇場這個潛在的公共空間中跟表演者交流,他們習慣於沉默地觀看,或以一個從屬的位置期望著表演者的演出持續下了。對於演出的觀感,他們大多寧可用私下交流或網上留言的方式處理,跡近gossip,而不像理性討論。而在發表這些「觀後感」以及觀看別人的「觀後感」,這種「劇場愛好者」的身份便逐漸被確立。這種身份純粹是一種自我的「認同」,以及一種看似有別於一般「流行文化愛好者」的獨特「品味」。可是,這種「身份」和「品味」是沉默而被動的,沒能呈現於公共視野之下,也不用接受公共領域的驗證。
桑內特的高夫曼式(Goffmanian)研究,精確地展示出戲劇性(theatricality)與私密性(intimacy)之間的敵對關係。在劇場的政治性追尋看來已走到盡頭,且逐漸失去希望之際,劇場的公共性也同樣被蠶食得體無完膚。香港的劇場,正朝向自閉的精神狀態邁進。

(二之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