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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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不怕劇場 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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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不安的觀劇方式
文:鄧正健/ 政治(politics)的本質是異識性(dissensus)。異識性不是不同利益和意見之間的對峙,而是感受性(sensible)自身內部分歧的示範(宣示)。 ——Jacques Rancière, “Ten Theses on Politics” -
劇場觀眾的生產性
文:鄧正健/ 我可以選定任何一個空的空間,然後稱它為空曠的舞台。如果有一個人在他人注視下經過個空的空間,就足以構成一個劇場行為。(I can take any empty space and call it a bare stage. A man walks across this empty space whilst... -
當我說起文本,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三之三)
文:鄧正健/ 受著一種巨大的滯悶感所感染,最近我跟幾個朋友搞了一個讀書組。嚴格來說應該說是「讀劇組」,我們找來了一些大概可以被歸類為「新文本」的歐洲新銳劇本來讀。 -
當我說起文本,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三之二)
文:鄧正健/ 拿筆糊口的人,像我,自然不會懷疑文字的魔力。但作為劇場觀眾,我又不想劇場過份依賴文字,原因跟什麼劇場理論無關,而是如果我們看戲看得像讀劇本一樣,那未免對表演者太不公平了。 -
當我說起文本,其實我想說的是什麼?(三之一)
文:鄧正健/ 我的觀劇習慣似乎正在改變。有好一段時間,我盡量避免在進入劇場之前知道得太多,當然如劇名、演員陣容、故事梗概這些基本資料是不能不知,但除了宣傳單張上的東西,我絕少會在買票之後看戲之前,為演出付出任何閱讀精力,既不看訪問報導,也不讀介紹文章。 -
劇場是怎樣令人自閉的?(二之二)
文:鄧正健/ 一個很不理想的情況出現了:廿一世紀的香港似乎正重蹈著桑內特(Richard Sennett)筆下的十九世紀巴黎的覆徹,不論是在劇場內還是劇場外。我在前文中曾經指出:桑內特認為,在十九世紀的巴黎,觀眾靜坐在觀眾席,直到演出最後一刻的社會習慣開始形成,那時表演者與觀眾的世界開始分裂,表演者作為公共生活中少數的焦點人物,以表演個性(personality)為吸引目光的主要技倆,而大部份觀眾則只有在把目光集中在少數表演者身上時,才以沉默的方式,有限度地參與公共事務。 -
劇場是怎樣令人自閉的?(二之一)
文:鄧正健/ 相對於文學,劇場更具有公共性。道理是這樣來的:歸根究底,文學始終仍是私人活動,作家埋首稿紙,讀者沉淪書香,其他所謂文學交流活動,似乎都是依附性的,不屬文學的核心範圍;至於劇場,本質上就是一群人在另一群人面前表演 -
劇場是怎樣令人犬儒的?
文:鄧正健/ 犬儒(cynical)這種思想精神並非現代產物,早在古希臘這個西方哲學發祥地裡就已經存在,只不過一直遭到主流文明所唾棄。當時就有一個犬儒哲學家叫第歐根尼(Diogenes),他覺得人生最重要之事不是別的,正是端在一個木桶裡晒太陽。 -
劇場是怎樣令人庸俗的?
文:鄧正健/ 〈一〉 令人沮喪的是,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這術語好像已失去了時代意義。今天所用的詞彙通常是「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這些用詞乍看是舊酒新瓶,實際卻是說漏了嘴。法蘭克福學派——主要是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文化工業這個概念,就是要討論藝術創作如何與資本主義相遇。按他們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式思路,資本主義邏輯使藝術創作變得樣板化,最終消除了藝術作品的特殊性,而淪為意識形態的共謀工具。 -
我如何重讀劇評?(三之三)
文:鄧正健/ 我幾乎已忘記了,當初開出來的題目是「重讀劇評」而不是「劇場史研究」。自從放下那本《香港戲劇評論選(1960 – 1999)》之後,我便開始明白,當時代愈接近當下,歷史的景象愈來愈清晰,我也終於步入香港劇評的話語裡,成為創造和改寫的一分子。因著大量資料和個人 經驗既未散失,卻還未被寫成正史,我的工作也因此是「初讀」或「試讀」而絕非「重讀」。


